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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东盛航运有限公司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0-1-9
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香港东盛航运有限公司(Hong Kong Dong Sheng Shipping Limited)。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东盛(Dong Sheng)”轮曾用名“舟山18”,为柬埔寨籍钢质散货船,总长86.2米,型宽13.2米,型深6.7米,2157总吨,属原告香港东盛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公司)所有。2011年12月,东盛公司就“东盛”轮向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投保船舶险一切险,投保险单上“保险价值”一栏未填。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于该月28日签发保险单,保险单编号为11209601900021903924,载明保险责任从2012年1月1日0时起至2012年12月31日24时止,承保险别船舶险一切险,保险金额1000万元,保费85000元,“保险价值”一栏空白未填;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万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全损免赔为保险金额的10%。东盛公司已按约支付了保费。2012年12月9日,“东盛”轮到达韩国当今港,于1255时开始装货,12月10日2140时完货,装船用钢板2398.911吨;12月11日0050时上引水,0250时引水下船,该轮按计划航线驶往烟台。当时气象海况较好,偏北风5-6级,浪高2米,航向285度,航速7节,船舶横浪航行。1540时左右,“东盛”轮航行至37°16.88′N,124°20′E,由于船舶横浪航行,船舶左右摇摆,致使货物突然发生移位,造成船舶右倾35度,右甲板通气管淹没,船舶立即改向0度顶浪微速航行,并报告公司及附近船舶请求救助。随着海水逐渐浸没“东盛”轮右侧甲板空气管,威胁船员生命,船长被迫下令弃船。1810时,全体船员被路过的“海至达”轮救起,“东盛”轮沉没。东盛公司向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报告了海上遇险情况并提出保险理赔请求,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于2013年1月18日表示需对事故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后于2013年6月13日正式通知东盛公司,因涉案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对该索赔予以拒赔。
    东盛公司认为,“东盛”轮因遭受冬季风浪和涌浪、浸入海水等原因而沉没,显属海难范畴,系保险单列明的“其他海上灾害”,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应当承担船舶全损以及因不及时理赔所引起的营运损失等赔偿义务。东盛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赔偿船舶全损保险赔款1000万元、因其未及时核定保险标的损失造成的营运损失195.3万元(自2013年1月13日至2013年6月14日),以及上述本金1195.3万元自2013年1月13日算至判决之日的银行企业同期贷款利息。
    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答辩称,东盛公司主张“东盛”轮全损事故属于保险单列明的其他海上灾害,属主观猜测,不能证明船舶沉没的原因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人无需赔付。涉案保险单中“保险价值”一栏为空白,东盛公司主张的船舶全损损失金额为1000万元的证据不足,营运损失与保险合同无关。综上,请求驳回东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保险条款》第十条约定,(二)、全损1.保险船舶发生严重损毁或者严重损害不能恢复原状,或者被保险人不可避免地丧失该船舶,作为实际全损,按保险金额赔偿。
【审判】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集中在:1.原、被告保险合同关系的建立;2.涉案船舶沉没事故发生的原因及责任;3.保险赔款、营运损失的认定等。
    1、关于原、被告间的保险合同关系
    东盛公司虽否认投保险单签字栏上非签字者本人所签,但对于保险单所示的保险合同条款并无异议,按约交纳了保费,并依据该保险单提起了本案诉讼,可以视作已追认该签名的效力。原、被告之间的海上船舶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且依法有效。该保险单的保险责任期间为2012年1月1日0时起至2012年12月31日24时止,涉案沉船事故发生于2012年12月11日,属于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的保险事故。
    2、涉案沉船事故发生的原因及责任
    东盛公司要求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理由有两点,其一为“东盛”轮遇到了恶劣天气,遭遇了不可预测的较大涌浪;其二为船员疏忽行为,分别属于保险单背面条款第一条第(一)项之“2、搁浅、碰撞、触碰任何固定或浮动物体或者其他物体或其他海上灾害”以及“7-(4)船长、船员和引水员、修船人员及租船人的疏忽行为”。对于第一个理由,根据该院的认定,2012年12月11日当天气象海况较好,偏北风5-6级,浪高2米,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较大的涌浪,故东盛公司称当时的气象条件构成“其他海上灾害”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理由,因该院认定涉案事故是由于船舶横浪航行,船舶左右摇摆,致使货物突然发生移位,造成船舶右倾所致;该货物移位的发生,既可能是因为装船时钢板捆扎不当所引起,也可能是船长、船员在驾船时横浪航行,船舶遭受长时间左右摇晃所致,不管是哪一个原因或兼二个原因,都可归因于保险单条款中的“7-(4)船长、船员和引水员、修船人员及租船人的疏忽行为”,且该种疏忽行为不是由于被保险人、船东或管理人未克尽职责所致,不属于“被保险人在船舶开航时知道或应该知道装载不妥此种不适航”及“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疏忽或故意行为”等保险人享有的除外责任,因此,该院认定涉案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事故,保险人应当予以赔偿。
    3、关于涉案沉船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关于保险赔偿的数额,“东盛”轮涉案保险单记载的保险金额为1000万元而没有保险价值数额的约定。东盛公司主张保险价值为1000万元,而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以其评估报告为据,主张保险价值为560万元。对此该院认为:首先,船舶的保险价值,是指保险责任开始时的船舶的价值,包括船壳、机器、设备的价值,以上及船上燃料、物料、索具、给养、淡水的价值和保险费的总和。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提供的船舶评估报告的估价基准日为2011年12月11日即涉案事故发生之日,不是保险责任开始时的价值,不能认定为船舶的保险价值。其次,根据海商法的规定,海上保险合同的内容应包括保险人名称、被保险人名称、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保险期间、保险费等各要素,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人,理应对上述各合同必备要素进行全面审核并加以确定;涉案保险单亦为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方的格式文本,缺少保险价值一栏未填,应作对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方不利的解释。第三、根据东盛公司提供的“东盛”轮2010、2011年度的保险单、船舶估价报告以及同类船舶的市场价格等因素,该院认定该轮保险责任开始时的价值即保险价值为1000万元。由于保险单约定了全损免赔额为损失金额的10%,故该免赔额100万元应在赔偿款中扣除。
    东盛公司所主张的另一项请求即因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未及时核定保险标的损失造成东盛公司的营运损失195.3万元,并非涉案船舶沉没事故所导致的直接损失,不属保险单约定的赔偿范围,且法律规定保险人赔偿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以保险金额为限,故该院对该项损失不予保护。但按法律规定,保险人应及时赔付东盛公司的损失,故对于自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应当进行理赔之日以来的利息损失,应予保护,该院酌定该利息起算日为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两个月即2012年2月11日。
    综上,东盛公司起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东盛公司保险赔款9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2年2月11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驳回东盛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对于船舶保险合同纠纷的典型法律问题均有涉及,包括:(1)保险单未约定船舶的保险价值,投保时的船舶价值与船舶沉没时的价值有较大差异时,能否以后者为准限定保险赔偿责任?(2)对证人证言的综合审查,对船舶沉没的直接原因与保险责任的近因的理解。(3)对保险人拒绝赔付带来的间接损失是否保护?简要分析如下。
    一、船舶保险价值未约定,应以保险责任开始时的船舶价值为准,具体可参照此前承保金额和船舶投保前后的价值以及同期类似船舶的交易价格认定
    在船舶保险合同中,船舶价值是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般在合同中作出明确约定。其法律意义在于:因船舶保险价值低于、等于或高于船舶保险金额而出现超额保险、足额保险和不足额保险三种形态,其中超额保险因违反损失添补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超过船舶价值部分的保险金额无效,保险人无须赔偿。东盛公司委托他人投保时未填写保险价值,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在签发保险单时划掉了这一栏,表明双方对船舶的保险价值没有进行协商和约定。从双方提交的评估报告来看,“东盛”轮在投保和沉没时的价值相差450万元左右,如以2012年12月11日船舶沉没时的实际价值作为保险价值,则涉案船舶保险为超额保险,保险人仅按照保险价值赔付。
    作为1995年制定的调整一般保险合同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1993年制定的专门调整海上保险合同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对此有不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未约定保险价值的,保险价值依照下列规定计算:(一)船舶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包括船壳、机器、设备的价值,以及船上燃料、物料、索具、给养、淡水的价值和保险费的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两部法律对此有不同规定,如适用前法,则以2012年1月1日保险责任开始时的船舶价值作为保险价值。如适用后法,则应当以船舶沉没时的实际价值作为保险价值。理论上会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五条“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问题。事实上,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保险法》时已对此作出规定,在该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海上保险适用海商法的有关规定;海商法未作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该法在2009年修订后的第一百八十四条更是明确规定,海上保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这体现了海上保险纠纷尽量适用海商法解决的导向。
    据此,生效裁判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以保险责任开始时的船舶价值为保险价值,法律适用正确。对于具体的保险价值金额,法院根据东盛公司提交的两份“舟山18”轮(“东盛”轮原国内登记名称)评估报告和当地同期同类型船舶的买卖价格以及“东盛”轮在另一保险公司投保的2010、2011年度的保险单(载明保险价值为1000万元),认定该轮保险责任开始时的价值即保险价值为1000万元。具体认定理由可以展开为三个层面:(1)东盛公司在投保时未违反如实申报义务。从东盛公司前两年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单来看,“东盛”轮的船舶价值均为1000万元,2011年12月东盛公司在向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投保时,虽未填写保险价值,但不能由此得出其隐瞒船舶价值的故意。以2012年7月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该船评估报告认为裸船价值为943.2万元,表明船舶价值与投保时填写的1000万元保险金额是相当的。(2)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对于保险单未约定保险价值存在过错。在投保人未申报保险金额时,保险人作为专业人员负有督促、通知的附随义务,要求投保人填写并进行适当审核,必要时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以合理确定船舶的保险价值。从专业能力角度,保险人有能力予以审核和补全保险价值。(3)海商法关于船舶保险价值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对船舶所有人权利的适当倾斜。在普通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合同未约定保险价值,以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上限,保险人理赔相对简便。船舶保险则以保险责任开始时的船舶价值(包括船壳、机器、设备的价值,以及船上燃料、物料、索具、给养、淡水的价值和保险费)作为保险价值。如果未约定保险价值,则保险责任期间发生的船舶价值大幅下降并不影响船舶的全损理赔,一定程度上由保险人承担了市场风险,客观上引导保险人在承保阶段就注重调查和评估船舶在承保前和保险期间内的价值。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疏于审核,且按照1000万元保险金额计收保险费,在保险单所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保险条款》第十条第(二)款第1项明确记载全损或推定全损时按保险金额赔偿,后又在诉讼中坚持认为以船舶沉没之日的价值计算保险赔偿款,于法律事理相悖,依法不予支持。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在二审中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未被二审法院准许。
    二、对证人证言应当综合审查其证明力,船舶沉没的直接原因和事故近因分属事实认定和责任承担
    东盛公司将事故原因归结为恶劣天气、较大涌浪和船员的疏忽行为,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认为东盛公司的三项事故原因均不存在,船舶在无大风浪天气下发生右倾沉没,只能是道德风险,但未明确具体的沉没原因以及相应的证据。生效裁判认为,由于船舶沉没,当时的具体船舶状况已无从鉴别,只能依靠有关证言和询问笔录分析。
    对于船员的证言的审查,要结合涉案事故的特殊性和全面客观原则进行。首先,在无证据表明船员有串通、伪证现象前,对船员证言反映的有关情况应当客观分析。船员系东盛公司雇佣,二者事实上有利害关系。法院调取了多份证人的证言,核对发现陈述基本一致。其次,对船员的证言,应当根据船员的身份职位考虑其证言的证明力。船长和大副负责船舶驾驶,其均在向海事部门称事故原因为货物发生位移,值班轮机长和机工陈述称事故发生时发生巨响和倾斜,这些船员证言的共同指向是货物移动导致船舶倾斜沉没,差异在于船长和大副在甲班以上视野较好,主要依据视觉判断事故情况,轮机长和机工则负责舱内轮机,与舱内货物更近,对货物移动造成的声音比较敏感。相比而言,大厨陈述其正在厨房做饭,突然连续2个浪打到船上,厨房的东西全都滑到地上,对于查明事故仅能起到参考作用,因为大厨对船舶的临时状况缺乏专业判断能力,他说的“2个浪打到船上”可能不是亲眼所见,而是一种感觉。再次,对船员证言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于事发时的海况,事故发生后经过事发海域的“海至达”轮在实施救助后向海事部门提交的报告中提到“当时偏西北风风力6级,浪高2米”,生效裁判据此对海况予以认定,认为事发时的海况不符合保险单条款列明的“其他海上灾害”。双方对船舶沉没的事实和经过并无争议,对沉没原因有较大争议,船员证言陈述均指向涌浪。对有无横浪航行,生效裁判结合航向为西偏北285度,气象为偏北风以及船长“在事故发生后调整了航向,降速顶浪航行”的陈述予以认定,并最终认定船舶沉没的原因为:由于船舶横浪航行,船舶左右摇摆,致使货物突然发生移位,造成船舶右倾35度,右甲板通气管淹没,船舶立即改向0度顶浪微速航行,随后船长弃船船舶沉没。
    由上可知,生效裁判认定,货物突然发生移位是造成保险事故的直接原因,而货物发生移位则是装船时钢板捆扎不当、船舶横浪航行驾驶不当中的一个或两个原因导致,这两个原因均符合保险单条款中第一条第(一)款第7-(4)项的“船长、船员和引水员、修船人员及租船人的疏忽行为”,即船上人员的疏忽行为造成船舶沉没才是认定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近因。近因虽为法律概念,但已为司法及保险实务所熟知。但何为近因,往往难以作出准确界定。为避免主观臆断和确保逻辑周延,生效裁判没有判定到底是钢板捆扎还是驾驶不当构成船上人员疏忽这一近因的主要内容。仅就文字上而言,证据及事实部分对钢板捆扎没有详述,而是着重认定船舶自东向西横浪航行,航向为西偏北285度,气象为偏北风,事发前的降速顶浪航行等事实。可见,船长驾驶过失对于船舶最终沉没发挥了最主要、最直接的作用,钢板捆扎则处于从属性、补充性的地位。
    三、租金收益损失不属于一切险的责任范围,利息损失可参考理赔情况合理裁量
    关于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未及时核定保险标的损失造成的营运损失,实为东盛公司调遣他船替代沉没船舶履行租船合同发生的租金收益损失195.3万元。对于船舶损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保险条款》第十条第(二)款第1项载明“保险船舶发生完全毁损或者严重损坏不能恢复原状,或者被保险人不可避免地丧失该船舶,作为实际全损,按保险金额赔偿”。法院据此按照实际全损认定保险赔偿金。对于租金损失,保险单及所附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保险条款》均未作约定,其与涉案保险并无直接关联。就法理而言,财产保险仅对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的约定损失负责补偿,从而控制总的承保风险和保险费负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保险条款》有类似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一切险在第1项碰撞责任中保险不赔偿(1)- b“保险船舶所载的货物或财物或其所承诺的责任”、(1)- e“任何固定的、浮动的物体以及其他物体的延迟或丧失使用的间接费用”,仅赔偿保险船舶碰撞引起被保险人应负的法律赔偿责任。除约定损失外,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保险标的损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付出的合理费用,保险人应当予以赔付。本案中船舶已经沉没,东盛公司派遣其他船舶替代履行租船合同,并非对保险船舶面临沉没风险时的减损行为,保险人当可拒绝赔偿。本案中存在救助行为,但东盛公司未主张该项损失,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  
    关于利息损失,东盛公司主张自2013年1月13日计算,理由为平安财保浙江分公司应于法定30天核定时限即2013年1月19日定损完毕,却拖延至2013年6月13日才完成损失核定决定拒赔。根据《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款“被保险人向本公司请求赔偿并提供理赔所需资料后,本公司在 60 天内进行核定。”该条款如何适用,生效裁判中双方当事人及法院均未提出该款内容,本例不作分析。我国海商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据此,一审判决综合考虑保险人后续调查耗时近5个月、被保险人期间积极要求理赔等情况,认定保险人应当在事故发生后2个月内完成审核和理赔,是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应用。对此,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综上所述,本案的参考意义主要有三点:(1)投保人在投标船舶一切险时未注明保险价值,保险人应当要求投保人填写并审核船舶价值合理性,否则应当以保险责任开始时的船舶价值作为保险价值,具体可参照此前承保金额和船舶投保前后的价值以及同期类似船舶的交易价格认定,保险人不得以保险事故发生时船舶价值大幅下降作为抗辩事由;(2)船舶非因碰撞在海上沉没,主要依靠证人证言查明沉没原因和保险事故近因时,应当根据证人的职务、知识和气象水文数据,审查确定证言的证明力,合理确定事故原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3)租金收益损失不属于一切险的责任范围。
(整理人:闫柏睿)